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，从唐高祖李渊到昭宣帝李（左木右兄），终唐一代凡290年，只发行了七八种钱币，而见于正史的仅有三种，即前述“开元通宝”和“乾封泉宝”、“乾元重宝”两种年号宝文钱。这种情形与此前历代王朝让人眼花缭乱的钱制，自是一个鲜明的对照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唐朝的货币政策是十分稳定、有效的，而稳定的基础当然还在于钱币本身在市场流通中的积极表现。

　　唐朝早期社会开放，经济繁荣，“开元通宝”始终是货币流通中的主角。早期统治者对于控制物价，使通宝保持合理币值及较强购买力十分努力，这也是此时期被称作盛唐的重要特征之一。至乾封元年（666年），唐高宗发行了大面值、“以一当旧钱之十”的“乾封泉宝”，此钱制作精美，形制略大或等同于开元钱，但次年就因引起通货膨胀而停铸，又恢复了开元钱的行用。这是唐朝首次推行的大面值钱币。

　　进入中期后，由于“安史之乱”引发的社会动荡，唐朝经济开始走下坡路，不仅国家钱制大乱，私铸小钱亦泛滥无度。这期间，朝廷又推出一种新钱“乾元重宝”，这是唐肃宗上台后，于乾元元年（758年），发行的当十年号钱。次年，肃宗又铸当五十的“乾元重宝”，但只比当十钱重约一倍，是名副其实的虚值大钱。此钱背面有宽细两道外郭，故泉家称之为重轮乾元。唐代宗大历年间和唐德宗建中年间，官府还分别铸有“大历元宝”和“建中通宝”两种钱，但在近现代的考古发掘中，它们很少在中原地区的唐宋窖藏中露面，倒是屡屡出土于新疆库车一带的古龟兹废墟中。这对于研究唐朝中期中原文化与西域丝绸之路文明的交流和影响，是一个十分珍贵的见证。

　　晚唐的经济有所恢复，带动了小平钱制度的复苏，这突出地表现在铸有地名的“开元通宝”小平钱上。因为这种钱是于唐武宗会昌五年（845年）开始铸行的，故史称“会昌开元”。当时，由于连绵的内战造成经济不振，货币短缺，各州府都就地铸钱，其中淮南节度史李绅在新钱背面添铸一“昌”字，进呈朝廷，以纪年号。这个创意很为唐武宗欣赏，遂下令各地钱炉新铸“开元通宝”时，均增添如京、洛、益、荆、广、福等地名，目前有传世或出土实物的“会昌开元”钱已达23种。

　　“会昌开元”虽被后人称为古钱的一大景观，却是以实行废寺毁佛铸钱的极端措施为代价的。唐代佛教十分流行，佛寺、兰若广布天下，而兴建寺庙及造像都需消耗大量铜材，这使得本来铜矿开采规模不足的局面，在国家需要增加货币总量时，更加窘迫。为解决这一矛盾，唐武宗于会昌五年七月令全国“天下废寺、铜像、钟磬委盐铁使铸钱……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，敕出后限一月纳官。如违，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”，结果仅一个月后，“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，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，收充两税户，拆招提、兰若四万余所，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，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”（《旧唐书·武宗纪》）。这种景况，可以看作唐代货币发展史中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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