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“从二块元代瓷券探寻元青花的足迹”一文在《中国文物报》发表后,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现,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因报纸版面的关系,只登出了几张瓷卷的全图。所以读者只能看到整体而无法看到瓷券的细部。看了景德镇的文先国先生的质疑文章,在此就地券的瓷质部分及券上地址等方面作一些补充说明。
笔者认为判断这二块地券的真伪,首先要看其胎、釉、青料这几方面的内容,其次才是文字内容。如果胎、釉、青料都是元代的,那文字上有某些错别字,是不足为奇的,因为写瓷板的人只是工匠,而不是文人。
一、胎土特征
此瓷券胎土疏松,内有很多小孔隙,就像发酵过的面粉团,胎色呈米白色。胎土的这一现象,显示是经过长期陈腐处理过的老胎,是符合麻仓土的特征,并非是现代的胎土。举一件天民楼藏的元青花大盘的露胎处与现代仿品的胎土作比较,就一目了然。
二、釉面特征
l、釉面厚薄不平:元代多用淋釉、浇釉或刷釉的上釉工艺。从瓷券侧面,可见釉层表面不平整,且有釉水流淌的现象。釉薄处,可见像发酵过的面粉团状的胎骨;釉厚处有积釉。这些现象表明,瓷券是用淋釉或浇釉上釉方法,而非现代所用的吹釉法。所以其上釉方式也是符合元代工艺的。
2、缩釉斑斑:当用淋釉、刷釉等施釉法时,会造成釉层厚薄不匀,釉面不平,如果胚骨中含铁量高时,在烧制当中,将胚骨中的铁质逼出来,造成胚骨中的矽、锂及碎长石三种物质无法溶化,并与外层的釉相结合,就会造成胚骨将外层的釉向内吸收,或向外暴出,这样就造成缩釉或窑裂。二块瓷板的釉面也不是很平整,并有许多缩釉点,或向内缩,或向外暴,形状不规则,深刻见骨,且缩釉点中可见土黄色的土浸痕迹,看上去自然和谐,老味十足,这些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而且釉面温润如玉,没有一点作旧的痕迹,这些绝不是仿品所能做到的。大多仿品的缩釉,一般较浅较圆,多不见胎。
3、窑灰点点:元代瓷器都是用柴窑烧制,柴灰会飘落在所烧的器物上,留下一些黑褐色的斑点。这二块瓷券的釉面上,也有一些大小不等,呈圆形的黑褐色斑点,分布自然和谐,可见其是用柴窑烧制的。试想一下,现代的仿制者怎么可能用高成本的柴窑,来烧制这二块不值什么钱的地券呢?
三、青料特征
从瓷板细部,可见其青料发色深沉,并有明显的黑褐色铁锈斑,铁锈斑分布自然,多分布在笔触顿按或转折处,或起笔收笔处,这些非仿品所能及。仿品的青料及铁锈斑,不是太深就是太浅,大多上浮而不深入胎骨。
四、烧制工艺
这二块瓷券的内容大致相同,只是第二块多了四个方位瓷器内容,笔者当时推测,可能一块是地券,一块是遗册(记载赔葬品的),后来再反复看了这二块瓷券,从其底部发现一些线索,在此分析一下。
第一块地券底部,可见明显的一圈椭圆形的胎土剥落,和一条不能密合的裂缝。从这些现象分析,这块地券可能是用一个椭圆形的垫饼所烧制的,并产生了粘连现象。而这条不能密合的裂缝,则可能是烧制过程所造成的,因为如果是后来打破的,裂缝应是可以密合的。笔者分析可能就是因为这块烧坏了,才又烧了另一块,而第二块的底部特征与第一块是不同的。
第二块瓷板底部,有五处有褐色的铁渣痕迹,从五处铁渣痕的分布,分析这块瓷板可能是用五个支钉来支撑的,这些铁渣就是支钉上用来预防粘连的窑砂,所以这块是用支钉烧的方法。笔者推测,第一块用垫烧法烧坏了,所以第二块改用支钉烧,并在第二块上加入了瓷器的一些内容。元代所用的烧瓷方式,是用垫烧或支烧,所以这二块中,一块是垫烧,一块是支烧,都符合元代的烧瓷工艺。
以上无论从胎土、釉色、青料,及上釉工艺、烧制方式分析,件件都符合元代的特征。
五、券上地址
券上有两个地址,第一是死者的生前居住地“饶州路浮梁州,兴西乡襄仁都,赵家建王公岭”,另一个是墓葬地“本州安西乡鱼步都阳府滩竹坞山”。这两个都是元代的地名称谓,笔者查阅了“江西全省与(中间一个车,电脑打不出这个字)图”摘录了清代浮梁地区的地图。从图中可以找到兴西乡、里仁乡,也就是说元代的里仁都,清代已改“都”为“乡”了,说明清代当地的人口数已有所增加,这也是符合时代的。下面也有安西乡鱼步都,这些都是与地券上的地址相吻合的。这个地图与券上地址的详细名称,并非在网站上或书上随处可查的,就是景德镇人也不见得人人知道元代的这些准确的地名称谓。
以上笔者仅就二块瓷券本身作一些补充分析。至于此墓有无墓志,笔者没有收到,但不等于没有。地券和墓志,在墓葬的功能上是完全不同的,地券是写给阴界的,是给土地公的;而墓志是写给阳界的,是记载墓主生平的。仅就地券而言并不能判断墓主人的地位高低。
这二块瓷券,如果只是第一块,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研究价值,因为它只是一方元代的普通地券而已。有价值的是第二方,因为它有一些瓷器的记载,而且是元代至正时期景德镇的瓷器,也是其他地券所没有的,所以才值得研究和探讨。至于这二块地券和那四个九的瓷器,只要离开了此墓,就会各奔东西,有些东西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