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六，应一位新结识的爱买旧书的同好之邀，去他的藏书室观书，这位同好的收藏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。我用一个多小时，把他的全部藏书约两三千册的书名都仔细看了一遍之后，觉得他的《聊斋志异》可以再进一步充实，成为他今后的主攻方向。

　　《聊斋志异》具有权威版本价值的共十四种，这位同好已有十二种。他再努力一下，搜齐所缺的两种，并用五至十年的工夫，把各种《聊斋志异》的选本和连环画，以及有关研究专著和零散资料收齐，都不是难事。他还可以与山东淄博的“蒲松龄纪念馆”取得联系，把淄博等地出版的所有蒲松龄及其《聊斋志异》研究专刊也一并集藏。

　　凑巧我对《聊斋志异》有点常识，就即兴一边喝茶，一边与这位同好在他的“斋”里“聊”起了“聊斋”。

　　我说:“一九五几年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版《矛盾论》一文注释《聊斋志异》说这本小说集‘共短篇小说四百二十一篇’，这是当时旧通行本所收的篇数。其实，早在一九四八年于东北的辽宁西丰一户贫农家中就发现了《聊斋志异》稿本，证实有四百九十一篇，一九八几年第二版《毛泽东选集》仅仅在注文中删去了《聊斋志异》的具体篇数，却不注明究竟该是多少篇才准确。”

　　这位同好急了: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，他的书稿怎么到了辽宁？

　　我翻开他收藏的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出版社影印的该稿本的《出版说明》，用手指点着读了一遍，详细地向他释说其中“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西丰”的史实背景:“蒲松龄的七世孙蒲国权由山东移居沈阳时，曾带来《聊斋志异》原稿一部分。蒲松龄的九世孙蒲英灏移居西丰时，又把手稿带到西丰。”这里，我并没有做过什么艰辛的考据，仅仅只是读了一位前辈的文章，记住了这个情节而已。写文章的这位前辈也没有做什么考据，他是从《静悟室日记》中找到日记作者一九三三年借阅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的记载才弄明白的。

　　我对这位同好说:“在我们这个城市里，还没有收藏者刻意专买《聊斋志异》，你不动声色地搜集，不会代价太大。”我曾经当教师十五六年，“好为人师”的恶习改不了。我继续唠叨:“不仅成本儿的书刊，包括有几百字文章的废报纸，只要写及《聊斋志异》，你都注意保存。等你有规模了，你这里就是‘蒲松龄及其《聊斋志异》资料集藏中心’之一。我敢说，成都地区的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师和有点出息的学生，都将是你的书斋的受益者。”

　　告别这位同好出来，我就想:不管多大年纪，不管从事什么职业，只要有两三年的逛旧书店摊买旧书的历史，他肯定再不去买旧书就难受，就是说——他有了习惯了。有了某一良好习惯的人，只要他稍加努力，就会是某一方面的懂行的人。这种人，是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人。

　　我在出版部门打工二十多年，卧底探知的内情非常让人难以置信:在这个以文化为唯一目的的行业里，几乎凡是认真读书写字的人大多是收入最少、职称不高，而凡是对文化不忠诚的都有升级别、升工资的当官的可能。所以，这十多年的新书出版业很少有令人满意的。因为，主管出书的人不读书、不逛旧书摊，他们只凭自己的“智慧”来“策划”选题。

　　试想:上述那位逛旧书店摊的朋友一旦成为蒲松龄及其《聊斋志异》的收藏家，如果他弄出版，有了一笔经费，他就可能出版一部《〈聊斋志异〉史料大全》，哪怕只印一千册，也是有用的好书。

　　藏书的方向，在我看来很重要。没有一个方向，什么书都买，买了又不阅读，是藏书的大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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