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们不难发现，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碑刻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貌和风格。一句话，即其碑刻书艺有高下，优劣之别，这与书者的书法艺术造诣的高低，摹勒技能的精粗，刻工技巧的优劣悠切相关。

    碑发展至东汉中叶已臻完备。尤其后汉立碑风气之盛，多出门生故吏，为其府主歌功颂德而为，且当时佛教已渐深入，故造像、刻经之举甚行，都郑重从事，先撰拟碑文，然后央请著名书家“书丹”上石，再由刻者按其笔迹一一镂刻。书家亦借石以传世，求之以认真，甚至连写字的神气亦能从石上表现出来，再由石上再现于拓本。但较早之碑刻均无撰书者姓名，至东汉始有镌刻撰者、书者与刻者的姓名。此时撰书者多为书佐，隋代亦是小官吏为之。如汉熹平石经、前人皆谓蔡邕书，然据《礼记》、《公羊》诸经刻石后，记载书者堂溪典、马日等十余人。汉《西岳华山庙碑》，唐徐浩《古迹记》以为蔡邕书。以上所谈，需待商榷。而有的汉碑却有撰书者姓名，在碑上写书者姓名的，最早始见《华山庙碑》，是书佐郭香察（图27）所书，以后各代不断有书碑者的姓名，也大多是书佐或小吏所写。

    因为写碑是一件苦差事，所以高官显爵者不肯为之。又如汉代的《樊敏碑》为刘盛刻、息子懆书。《梁始兴忠王肖儋碑》，为徐勉之撰，贝义渊书，北齐《陇东王感孝颂碑》为申嗣邕文、梁恭之书。北周《华岳颂碑》为万纽于瑾文、赵文渊书。隋《启法寺碑》，周彪撰、丁道护书。《龙藏寺碑》为九门张公礼撰（图 28）。因下泐，故书者不明，可有说张并书。可是，真正碑上镌刻撰、书者姓名的，自唐以来，才是名正言顺，并以名家和名书法家撰书。

    唐初，由于唐太宗身体力行，不仅有时亲书碑文，并且时常降敕旨，命当时有名的书家与显爵者撰书碑文。如《孔子庙堂碑》，由名书法家虞世南奉勅撰并书。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魏征奉勅撰，欧阳询奉书。《等慈寺碑》，颜师古奉勅撰（图29）。《昭仁寺碑》，朱子奢奉勅撰。惟颜真卿写的最多，可是皆非奉勅而书的。

    以上这些都名臣、高官显爵者所书，并且大多奉勅撰并书。这时撰书碑文者的身份与汉代却绝然相反。即从初唐至中唐一些高官显爵者，再不以写碑文为苦，反以为荣了。由于帝王、大臣，热衷撰书碑文，并看作是一种荣耀的事。正因为唐代帝王和大臣的重视和倡导下，使唐代的碑刻极为盛行，并且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著名碑刻，为后世人们遗留下为数众多，颇为珍贵的碑刻。

    书丹：古代刻碑，先以朱笔在碑上写字，然后镌刻。后亦泛指书写在碑上的文字。“书丹”，最早记载，见于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：“熹平四年……奏求正定六经文字，灵帝许之。邕乃自书丹于碑，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。”书丹其工序是，首先必须把碑制好磨光后，再涂上一层黑色，按碑的文字多少，计算好行数，打成格，书者用红色直接写在碑上，写完即可奏刀刻之。碑皆为竖行，自右而左，因碑的大小和字数多少不同，因而行数和每行的字数，也各有不同。在众多的碑中，大多是书丹上石的，而惟有唐集王字的碑，是钩勒上石的，到宋代以后，却大都是先写在纸上，再勾勒上石而刻之。

    碑无论是书丹上石或钩勒上石后，然后再由刻者按其笔迹镂刻。刻者操刀，按其笔迹细致地进行镂刻，便成文字。也有的刻手技术高超，不用书丹直接奏刀，故其字的体势固由刀法而出，其结构亦稍随刻手略有出入，毋需书家先行书丹，刻者可以直接奏刀，操刀有如用笔。如有些魏碑上有很多方棱的笔划，如用毛笔写之，恐“一笔书”难成；但一经刀刻，却能表露无遗，可见“刀笔”有着明显的特点，包世臣亦说：“石工知书”这一评述可谓十分中肯。

    但这里必须交代清楚的，即像这类所刻之碑，大多属于字数较少，而内容有定式者，如北朝造像记之类皆属之，故在碑文中，尤其一些造像记中时有简体字与别字出现，亦是因此而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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